北上支队的故事揭阳万能胶厂家

文/李大卫

“永定河，永定河！

永定河上泪多。

自从来了日本鬼，

泪滚滚流成河。

'皇军'又掠，

'白脖儿'特务凶恶；

安军，曲线救国害百姓，

'黑天档子'掏被窝。

黄、白、兰、黑（1）暗勾结，

可怜百姓怎么活！”

这是四十年（本文撰写于1980年代）前抗日战争时期在永定河两岸曾流传时的民谣。它道出了当时在日伪统下永定河两岸人民的苦难遭遇。

永定河象条恶蟒，横卧在北平、天津间北宁铁路的西南侧，与北运河汇流入海。河水不断泛滥，给两岸人民带来了穷的灾难。据说自明、清以来，设有水上衙门，也曾几经理。但河的金银转手流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。可恨的是它们乘闹水灾廉价强买农民手里仅有的土地，使永定河两岸大部分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官僚地主豪绅之手，他们还在平、津开工厂、设店铺，成为地主兼资本，“身二任”。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破产，有的扶老携幼闯关东；有的去城市做苦力；有些孤苦老弱只好沦为乞丐；有几分姿的年轻妇女被逼为娼。也有少数人为了混碗饭吃，不得不闯江湖、走码头、到处流浪。还有些人走投路，又不甘心为人驱使揭阳万能胶厂家，后“逼上梁山”，拉起“黑天档子”，落草为寇。农民逐年破产，土匪越聚越多。永定河两岸沙丘隆起，树木丛生，又恰好成为土匪盘据的有利地区。

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，平、津沦陷，永定河两岸被敌人占。日寇的残暴统，土匪并幸。在我党抗日救国号召下，形形的土匪武装，也纷纷起抗日旗帜。有的积寻找我党的，有的自封为司令。也有些以抗日为掩护暗与敌伪勾结，继续残害人民。九三八年冀中五分区成立（后改为十分区），各地武装逐步为我收编。当时对这些土匪武装的特点认识不够，未经认真改造教育，便急于改编补充到主力部队。他们法天成，既不要国民党“新生活运动”的秩序，也不要日本人的“大东亚新秩序”，他们在没有真正觉悟以前，当然也不要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秩序。由于日寇掠，民族矛盾异常锐。土匪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愿意抗日，但他们不愿过严格军事生活，不愿离开自己乡——永定河。所以，当时有很多人从我军开了小差又逃回乡永定河两岸。其中少数人投敌当了伪军，但大部分则继续拉起“黑天档子”，又做起劫绑票的勾当来。

敌人占武汉后，回师华北，对我分区进行“扫荡”“清剿”，并开始修公路筑碉堡，对我进行“封锁”“分割”和“蚕食”，靠近平、津的永定河两岸则当其冲。

在长期残酷斗争中，曾为“绿林”出身的头面人物，有的在党长期培养教育下成了我军优秀指挥员，如缑海楼同志曾任分区骑兵营长、三大队大队长（团长），周正明同志曾任四大队营长，沈文瑞同志曾任大队三营长，刘子刚同志曾任大队营长。这些同志抗日坚决，作战勇敢。沈文瑞同志于九三九年初在清水县北龙泉战斗中光荣牺牲，刘子刚同志于九四O年在新城县田郝庄子战斗中英勇牺牲，维海楼同志于解放战争中被敌人害，周正明同志后来成为我军干部。但有些头面人物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，如曾任分区八团团长的禄祥，于九三九年夏叛变投敌。

这样来，原来永定河两岸的土匪武装便分为三：抗日、降日、继续当土匪。有的土匪兼抗日，有的土匪兼伪军，“身二任”。抗日与降日有着政上的原则区别，有着生与死的斗争。但由于其社会历史根源，三者同出宗。虽然在政上分道扬镳，匪与匪之间也相互火并，但他们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北上支队，就是在这样个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诞生的。现就北上支队的组建及主要战斗活动概述如下。

、换便衣、重返故乡永定河

我是永清县韩村镇人，从小在永定河边长大。芦沟桥事变后不能继续读书，后在本地暗中组织抗日义勇军，并积寻找我党的。九三八年冀中五分区成立后，我们编为九大队，曾战斗在永定河两岸。秋初，又升编入主力部队大队，我任营营长，进山整训时任大队参谋长。九三九年九月又被调到分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。九四O年春，由于敌人反复“扫荡”，修公路、建据点，永定河两岸先变成了敌占区，我分区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来。目睹广大人民任敌宰割之情和永定河两岸的剧烈变化，我心绪万千，不能平静！

永定河两岸变质后，肖新槐参谋长曾组织我们司令部的同志对当时形势进行了研究，总结经验教训。当时我们认为，永定河两岸地处平、津之间北宁铁路西南侧，我军所向，直接威胁平、津和北宁铁路，因此，为敌人所不容。但是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在执行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中，犯有“左”的错误，尤其对原来的土匪武装特点认识不足，缺乏细致的思想工作，急于编入主力部队，味追求“正规化”．同时对地主豪绅击面过大，结果，使自己孤立，后迫使我主力部队撤离永定河两岸。事实教育了我们，使我们逐渐认识到，在地处日寇统的“天子脚下”，敌强我弱，而且各种势力的斗争错综复杂，矛盾重重，没有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线，不团结当地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，哪怕是微小的抗日力量，特别是当地土匪武装，单纯依靠我军主力部队，尽管纪律严明，秋毫犯，武器精良，服装整齐，孤军作战，也然要失败。因此，要恢复和坚持永定河两岸的斗争，须要摸索套能够适应当时斗争需要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分区才决定组织“北上抗日支队”。

九四○年六月，分区政委员帅荣同志和参谋长肖新槐同志，找我和朱万福等几同志当面下达了组织北上支队的口述命令。大意是：由于形势需要，为了恢复和坚持永定河两岸的斗争，分区决定组建“北上支队”，由我任支队长，雨田同志任支队长，田树藩同志任参谋长，朱万福同志任政主任，徐成瑞同志任供给主任，刘作林、朱东南同志任参谋。当时支队部有党员十余人，朱万福同志任支部书记。从主力团抽个连为骨干，永定河两岸所有地武装和游击队，由我们统指挥。我们的任务是，争取土匪瓦解伪军，团结切抗日力量，壮大自己，大限度地孤立敌人，相机击敌人，配地干部，坚持永定河两岸的斗争。

因为我们进入敌占区，须分散隐蔽活动。因此我们不得不脱去心的草绿军装揭阳万能胶厂家，换上便服。所以老百姓称我们“便衣队”。因为我们是支在分区党和长直接下，联各地武装共同抗日的战武装力量，所以分区称我们为“外围军”；我们自己称“北上支队”。

九四O年七月初的个夜晚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北上支队北上了。在我们到达永定河南大堤时，同志们心情非常激动，恨不得立即插双翅飞到永定河以北，解人民于倒悬。但我心情十分沉重，当时我感到：这次北上任务艰险，须以智取胜“黄、兰、白、黑”，斗智又斗勇，担子实在不轻！

二、吞苦果，收编“黑队”徐玉芝

北上支队编成后，我们先派人到永定河两岸了解情况，当时永定河两岸主要是伪军和土匪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鱼肉人民。较大的股匪是“胡部”“金部”和“徐部”。根据这些股匪情况，我们决定利用旧关系，先争取教育和改造“徐部”徐玉芝，使他为我所用，以便我们能够进得去、站得住，并通过徐再和其它股匪联系。

我们先派人找到“徐部”的“掌柜”徐玉芝。徐是永清县徐庄人，小时当过土匪、心毒手黑，他有手好枪法和胆量，人称“徐瞎子”。七七事变后徐在韩村镇“自卫团”当队长。有点军事常识。我任九大队大队长时因他有股武装力量，故荐他为大队长。我们九大队升编主力时，他再三要求留在前扩兵，经分区批准他组建新九大队，徐任大队长。九三九年秋新九大队又发展到人、枪各四百余，补编入主力部队二十九团，徐任营长。因他怕吃苦，过不惯严格军事生活，PVC管道管件粘结胶开小差跑到永定河东。这次和徐见面时，他已经拉起百多人的“黑天档子”。

因为我和徐玉芝曾在起工作过，见面后我便直接了当地对他说明这次回永定河地区的任务，并希望他放下屠刀，改恶从善，能重整旗鼓，共同抗日，不离开永定河，二不编入主力部队。徐当时碍于情面“欣然”同意，并要求直接受我们指挥。经过我们支队同志研究后确定收编徐玉芝部为北上支队大队，徐任大队长。

在此期间，并通过他了解到其他些股匪的情况。在收编的动员大会上，我和朱万福同志都讲了话，明确指出，今后大都是北上支队下的抗日游击队，我们要保护群众的利益，要改邪归正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只有抗日才是出路。

不久，我们又收编了“黑队”赵宗正。赵也是永清县人，曾在九大队任过中队长，九三八年编入主力部队时，怕进山吃苦开小差回。赵及其属下多为贫苦农民，愿意抗日，但不愿离开乡。经过教育后，将他们收编为北上支队二大队，赵任大队长。

收编这两股土匪武装虽然并不理想。但在当时是要的，它不仅使我们在永定河两岸站住了脚，而且壮大我们的声势，有利于和其他反动武装相抗衡。同时，把这些土匪武装拉到我们这里来，至少争取他们中立，减少我们的对立面，有利于争取其他股匪和伪军。还可以减少他们对群众的危害。收编他们后，我们学习了他们度分散隐蔽活动的式法。九四二年秋，我分区主力部队（三十五、四十三地区队），就是采用这种度分散隐蔽活动式，也就是“化整为”“化为整”，才能重新回到大清河北，开展对敌斗争，恢复十分区。

我们对这些土匪武装，曾费了不少心，特别是朱万福同志。但想把他们改造过来，确实不易。被我们收编后，不仅下层人员中有“害群之马”，仍偷偷摸摸地吃“买”，就连徐玉芝本人也曾派他的亲信，继续干危害群众的勾当。我们曾警告过他。但他阳奉阴违。所以，有人说起“便衣队”就怨声载道，连我这个“便衣队”支队长都感到不光彩。真是自吞苦果。有人说我们是“哑叭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”，点也不错。

但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况造成的。你不收编他，他就继续公开为匪或投靠敌人，对我加不利，加上当时我们处于敌占区，与后联系困难，得不到物资供应。上指示我们：坚持永定河两岸的对敌斗争，枪支弹药和经费等要靠取自于敌和取自于通敌有据的地豪绅，给养靠就地解决。这样来，就使他们有机可乘。虽然如此，但就当时来看，收编土匪，还是利多弊少。所以九四年七月大清河北变质后，分区主力外转，分区又派维海楼同志到永定河两岸扩大“便衣队”，以北上支队为基础组建东进总队。缑海楼任总队长，我任总队长兼二支队队长（即北上支队），另任命曹玉振、吴兆升为支队队长（东挺支队）任命程万朝为三支队队长。总队还有几个直属大队，当时总人数千五百余人。因此，人员加复杂，纪律加松弛。

九四年春，敌人对永定河地区反复“扫荡”“清剿”、树，环境加残酷。我永清县县长贾树元及七个区的区长投敌叛变。他们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，分别轮流带全县的敌、伪军，不分昼夜连续到永定河两岸村庄“围剿”我游击部队和搜捕我地工作人员，给我们活动造成大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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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度分散活动，支队与下属各队不能保持经常联系，加上我们工作做得不够，在敌人威胁利诱下，徐玉芝、赵宗正相继投敌。赵宗正诡称袭击廊坊车站，把部队带到廊坊镇，大发觉后非常气愤，参谋傅文彬指挥所属大部人员冲出敌人警戒线到永定河北岸归队。后来把这个大队改建成北宁大队，由傅文彬任大队长。徐玉芝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投敌时借日寇之手，死了铁杆汉奸韩村镇伪军队长李连奎。后因徐玉芝在火车上察觉李连奎的人要对他进行报复，徐玉芝企图跳车逃跑，跳车未成当场毙命。

三、讲革命，改造“档子”于丰年

九四O年秋我们回到永定河北不久的天晚上，在转移途中，先后两次遇见土匪。进步使我们认识到土匪是我们夜间活动的大障碍。如何处理好土匪问题，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要问题。拂晓前按预定计划我们进驻北戈奕和眼兆屯。结果在眼兆屯我们又三次遇到了土匪。这是我们重新回到永定河北后次住这个村子，老房东见是我们、想笑笑不出，想哭哭不出。泪珠成串地往下滴，好半天，才从牙缝里挤出句话：“这…… 这大半年你们到那儿去了？”我们面安慰房东，面把张村长请来。张村长见面就有些埋怨地说：“你们大部队半年不过来，我们这儿遭秧了”！他用手指划着四外的岗楼说：“白脖子不是要钱就是要粮。今年春天旱，秋天大涝，庄稼没有收。老百姓连草粒也吃不上，每天吃树叶和草根，几天不大便。次大便要两个小时，大便带丝，比生孩子还费劲”。我向村长介绍了朱万福等同志，简要地谈了全国抗日形势很好，然后说明我们的来意。但张村长好象没有听见样。他轻轻地扫了我们屋子里的几个人眼，非常关心地说：支队长，你们大部队没有过来，我看今天你们还是躲避下好！”后来他慢慢地告诉我们，土匪于丰年住在这里。他说：“这年头，我们老百姓谁也惹不起。谁都有理，就是老百姓没有理！”

于丰年是安次六区人、二十多岁。因里没有吃的，偷了财主棵树去换粮，被财主察觉后捆起来吊好几次，仍不完。于实在忍可忍，从逃出来，拉起“黑天档子”。因他有朴素的阶仇恨，对地主老财，毫不手软。所以在“绿林”中称他“于老猛子”。

我们回到永定河地区后，已经了解到些于丰年的情况，并准备争取教育他。正好，今天遇上了。这是次很好的机会。我们和张村长研究了下便立即行动。天亮时“于部”已全部被我解除武装，他们多数贫苦农民出身，由于生活所迫，“逼上梁山”。我们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，劝他们改邪归正。指出要活命只有参加抗日，要报仇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只有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倒的封建主义，建立社会主义，才能翻身，才能过幸福生活。由于阶本能，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些道理，并要求参加北上支队。经过研究，我们收编于丰年部为北上支队警备营。于任营长，又派去曾在抗大二分校毕业的李树海同志任营长。事后证明，于丰年同志不仅作战勇敢，而且政立场坚定，成了北上支队较好的支部队。

九四年春，姚马坊敌伪军六十余人，到仓上村进行“清剿”。于丰年同志率全营二百余人乘“黄沙帐”风沙大起的有利之际，冲进仓上村，了敌人个措手不及，由于恋战，旧州镇敌人增援，陷敌重围，于丰年同志英勇牺牲。

不到两个月，我们便扩大到近五百人，编成四个大队，我们面在原有队员中，逐渐发现并培养积分子，面动员些基本群众入伍，补入各个大队，并逐步建立了政工作和党的组织。支队有党支部，大队有党小组，部队政觉悟有了很大提。为尔后我们坚持永定河两岸的斗争奠定了胜利基础。（未完待续，请看2期）

李大卫（1914-2010年），永清县韩村人，1937年9月参加革命，1940年9月任冀中十军分区北上支队支队长，负责在永定河两岸争取土匪，瓦解伪军，建立统战线。永定河两岸联接京津，是日本侵略者布严密的地区，并分布着众多土匪武装，被称为永定河边"七十二股黑天档子"。李大卫冒着生命危险，只身入虎穴，迅速壮大抗日力量，为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被誉为"永定河边的杨子荣"。